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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凯丨后五四时期新文化青年对出版业的迎拒──以1919

发布日期:2018-9-19 下午 08:09:37 浏览:131

骤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让学生一代意识到自己孕育社会政治运动的能量,还令其悉知自己从事出版的能力。舆论/出版变革乃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学生刊物”的腾涌则可谓此时期舆论变革的重要征象,甚至连小学生都成立有刊物《小学生》,而其中最具影响力者当属北京大学的学生出版事业。1918—1919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通过《〈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致〈公言报〉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等文件,申明了“相容并包”“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有研究者阐释“兼容并包”相较“相容并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对不同学术流派的“相容”之余,更包含了“兼容”不同政治主张之意义,意在保护教员参与校外活动的自由,借以建立得以自由思想的“安全岛”。但在政局动荡、国际地位脆弱的当时中国,教育/文化与政治间的关系并不像在西方社会天然地畛域分明,故又有研究者警告,“兼容并包”具有另一面向,即导致“关于文化的学术争论很快成为宣泄不同政治诉求的渠道。不久,北大的一些人便卸去伪装,不再讲‘尖头曼’的那一套,换之以一种十分尖锐而易引起敌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俞平伯日后有“一班刊物竟成三”的回忆,说的是1919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创刊的三个北大学生刊物《新潮》《国民》和《国故》:三者基于不同的创办动机和刊物定位(及对学生角色的认识),走向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选择,并时时相互指涉和竞比,可看作上述论断的一种佐证。

北大学生刊物自诞生起就自觉地不仅以北大人为阅读对象,例如《国民》一直由沪上的泰东图书局印行,生而“试图办成一本面对公众的时事政治刊物”,而《新潮》虽长期由北大出版部担负印务,但得益于青年学生的口耳相传,第2卷初时已在全国设有40余处代销点。由此可见,刊物竞比不仅发生于北大校内,还发生于大学和整个社会舆论/出版界之间。既然是“竞比”,就意味着争夺读者群,对手往往并不在温情脉脉的“兼容并包”所包容的范围内——尽管《新潮》《国民》等刊的参与者也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力,但其工作主要在于“自上而下”地推销平民“北大化”的理念以谋求社会改造,而不在于理解平民的想法和偏好,同时更要力避宣教对象滑向他们其实更可能产生兴趣的平庸的大众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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